今天下午，我采訪了任崇靜老師。她是一名從臨沂衛生學校赴青海海北州援教一年的教師。采訪之前，我原本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任務，記錄一段援青經歷，寫一篇報道。但沒想到，短短四十分鐘的對話，像一束光，直直照進我心里，讓我久久不能平靜。
任老師今年42歲，說話溫和而清晰，沒有太多修飾，卻每一句都沉甸甸的。她談到剛抵達海北時的情景——高原反應、隔離、緊接著就投入網課教學。她說得平靜，我卻聽得心驚。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：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小鎮，被稱為“原子城”的西海鎮，疫情蔓延，而她，幾乎是孤身一人。
最讓我心頭一緊的，是她淡淡地說起生病的那段日子。她在青海確診了青光眼和高源性高血壓，一邊是身體的不適，一邊是異地就醫的艱難。她說西海鎮醫院人少不用排隊，但到了西寧就要排長隊——這句話她講得像是陳述事實，我卻聽出了其中細微的對比和無奈。但她緊接著就說，山東和青海兩邊的領導、同事、朋友如何幫她、關心她，語氣里沒有一點怨憤，全是感激。
我握著筆，突然不知道該怎么記。原來這就是援青干部的真實狀態：不是口號中的英雄，而是一個也會生病、也會想家的普通人，卻在最難的時候，被陌生的溫暖接住。她說回來后青海同事還常問候她的身體，我忽然有點鼻酸。人與人之間，原來可以這樣真誠。
當她講到家庭的時候，我終于沒忍住，悄悄深呼吸了幾次。她家里有三個孩子，離開時一個十歲，兩個還在上幼兒園。丈夫是醫生，疫情時也回不了家，婆婆扛起了整個家。她說老大因為在家上網課，近視加深了兩百度，說這話時，她停頓了一下。而我坐在錄音筆這邊，仿佛能透過電波觸到她那一刻的愧疚。
但接下來她說的，讓我徹底破防。孩子反而安慰她：“戴眼鏡也不是啥大事，你和爸爸都戴，我們同學一半都戴眼鏡了。”那么小的孩子，已經學會了用輕松的話語去安慰母親。后來小女兒又骨折，她遠在青海，只能靠著電話牽腸掛肚。她說，是同事們的鼓勵支撐著她。我聽著，忽然覺得所謂“奉獻”這個詞，在她面前顯得那么輕飄。它背后是一個家庭的默默承擔，是一個母親藏在深夜的眼淚。
采訪后半段，她語氣明亮了許多。講她和藏族、回族學生一起過藏歷新年、開齋節，一起畫唐卡、做燒烤，她說“文化的碰撞讓友誼變得更深厚”。她說他們幫學校建了實訓室，帶學生比賽拿獎，甚至拿到了世界銀獎。我能從她的聲音里聽出自豪，那是一種扎扎實實的、用付出換來的喜悅。
結束之前，我問她有什么想對現在的援青干部說。她說，這段經歷是一生的財富，能凈化心靈，升華情感。她說他們正在為民族團結添磚加瓦。她說這些話時非常誠懇，沒有一點表演意味。我忽然明白，這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她真真正正活出來的信念。
關掉錄音之后，我坐在電腦前發了很久的呆。我原本以為是我在采訪她，卻在過程中一次次被她的故事采訪了我的內心。我所記錄的，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用一年時間書寫的不普通的事——她沒有刻意強調困難，也沒有夸大貢獻，只是真實地經歷、真誠地對待。
也許真正的援青，就是這樣：不是遙遠的、悲情的犧牲，而是一段段具體的人生彼此靠近、互相照亮的過程。而我有幸，今天被其中一束光，輕輕照見。